四个全面提出的本质意义是什么

2020-12-28 14:35 admin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仅是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而且是的最新成果,体现了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深切关怀,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及应用的重要参照系和方法论,对于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建设的实践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现代社会建设关注的是技术经济变革基础上的持续性的社会重建,其实质是社会关系的不断协调和重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体现了对于社会建设规律不断深化的认识,其所着力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当下社会建设实践是一种硬约束,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对于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各方面工作提出了更新更实的要求。

  社会建设是追求社会各个子系统、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的实践过程,这是广义社会建设的深层内涵。在现代技术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特点。先期发生的技术经济子系统的变化必然引发相应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必然是一个同步的、协调一致的过程,在实践中往往出现差距、错位,并因此造成社会系统的失序。更重要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因此,在深入研究现代社会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对社会运行进行必要的、科学的、动态的干预和建设,不断促进其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这就是一种社会建设的过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需要统筹考虑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

  社会建设是不断推动社会结构走向协调的实践过程,这是社会建设的中层含义。所谓社会结构,是各种社会要素之间彼此关联的形式,具体表现为人口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等多种结构类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地认识到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失衡现象,特别注意到了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失衡,突出强调了共享发展的战略和措施。同时,同志还特别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要以各地发展为基础。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差距较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不可能是“同一水平小康”,各省区市甚至各市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届时都同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也不现实。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解读为本地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然后倒推出一个增长速度作为目标,这是违背规律的,也是难以做到的。这些科学论断对于推动社会结构协调的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建设最为直接的内容就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这是社会建设的具体内涵,也是实际工作的直接抓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百姓心为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普通劳动者根本利益。推进社会建设要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做起,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好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协调推进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工作,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为了保障基本的社会秩序与活力,引导社会发展的合理方向,任何形态的社会都存在着表现为政策干预等形式的治理实践。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不仅社会治理的需求存在差异,社会治理的主体、目标、方式和手段也存在差异,因而社会治理的类型和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针对中国社会现实,明确指出了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规律。

  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内在地包含着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和设施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既是对社会活力的制约,又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有效应对社会失序和安全挑战,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也不能虚无历史。我们在看到传统社会治理之不足的同时,应当充分肯定其历史性的贡献,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巨大潜力和长期优势,始终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但归根结底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从中国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地前进。

  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特别需要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一方面,面对传统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不足和约束,我们迫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相比以前的改革,我们更需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别是,考虑到实践在不断发展,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出现,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动态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治理必须遵循法治的理念和框架。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必须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认识上,以任何一方面否定另外一方面都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着眼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制改革与建设,既是实际工作的抓手,又是改进和加强社会治理的长期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中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不断完善这一体制,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特别是,要致力于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应该指出的是,在上述社会治理体制中,最为重要的是强调了党委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那种简单地将党和政府与社会公众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党和政府退出、社会自组织跟进的观点和做法,是明显错误和十分危险的。

  社会现代化首先是一个社会持续分化的过程,在分化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社会的一体化就是社会整合。分化与整合的良性互动,是持续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在此方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科学强调了促进当代中国社会整合的基本遵循。

  科学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现状并明确继续推进新发展的大方向是促进中国社会整合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些都是社会分化的重要表现。可以说,一方面,我国社会分化的速度是迅速的、范围是广泛的、形势是严峻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差距和价值差异非常明显;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分化仍然是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的、整体水平较低的分化。由此,新时期的社会整合面临着严峻挑战,既要约束和引导一些方面的异常分化,又要明确为新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基础,避免发展中的困境和陷阱。毕竟,发展仍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是需要通过新的更好的发展来解决。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要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努力认识、把握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新发展。

  必须认识到中国是当代中国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促进社会整合的关键所在。不同类型的社会有着彼此差异的整合核心。比如说,有些社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组织作为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有些社会则是以祖先崇拜及其组织作为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和家族组织曾经共同对社会整合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与经验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的信念以及以此为灵魂的中国组织,是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整合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这也是为中国宪法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实践表明,坚定党的信仰,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协调社会全局中的核心作用,我们的社会就繁荣稳定,广大人民就幸福安康。实践也表明,中国是一个善于自我学习、勇于自我批评、不断与时俱进的学习型政党,其执政经验日益丰富、执政能力不断提升,经得起各种巨大挑战的考验。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丧失信仰、脱离群众甚至违法乱纪,使得党在部分群众中的形象受损,党的社会整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强调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充分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最重要方式是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可以说,宣传教育、行政命令、社会动员、利益调整等等,都是社会整合的一些方式。实践表明,党在不同时期也曾有效利用过这些方式。但是,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党对社会的整合越来越要强调通过法治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在遵守党规党纪的基础上,要强化法治意识,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即使我们采用思想的、行政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整合方式,也要更加强调尊重社会运行规律、更加强调于法有据,坚持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开展工作。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越来越成为党更好地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追求的社会目标与社会学学科的价值追求高度一致,其所着力解决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其所阐述的促进中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对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认真学习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将推动中国社会学者开展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和实践,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新发展。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指引。

  “四个全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认真学习领会和正确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布局,从哲学高度去认识和把握它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四个全面”就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我们说“四个全面”是一个过程,不仅是因为它的提出和形成是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协调推进也将是一个过程。首先,我们看一看“四个全面”是怎样提出和形成的。其次,我们分析一下“四个全面”将如何协调推进。

  在2015年2月11日,同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喜迎新春联欢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就一语中的,深刻阐述和揭示了“四个全面”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提出来的,它是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们之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外延大大拓展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正在进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将来完成时。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主题,是三中全会对我国改革作出的战略部署。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主题,是四中全会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战略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对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对党的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的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获得的经验、形成的成果进行的概括和总结,又是对今后党的建设进一步提出的新要求。“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 “四个全面”来自实践,要发挥好战略布局对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发展之、完善之,然后再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对新的实践又指导之、引领之。“四个全面”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实践中。它的每一个“全面”的演进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整体协调推进也将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变动不居的、发展变化的、循环往复的,直到其目标任务的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开始。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一个过程的原理,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为转移,不能以机械的、固定的、静止的、僵化的观点看问题。要认识规律、探索规律、遵循规律、把握规律,不做违反规律的事。要树立世界眼光、统筹战略思维、运用创新方法,鉴析好世情、依据好国情、把握好党情,不断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马克思主义指出,系统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联系是客观、普遍存在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则构成联系。“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布局中的战略目标。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布局中的三大战略举措。从整体上看,“四个全面”是一个系统,并且是一个大系统,而每个“全面”则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系统。每个小系统又有自己的具体内容,由此决定着系统的性质、功能、作用和地位。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四个全面”也不是四个部分的简单组合,而是有机的统一。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层层递进,由此构成了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体。

  那么,“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各自是一个什么系统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是党的所确定的,就是到2020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其基本内涵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系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是5加1加1:即覆盖构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相对应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等,具体内容涉及15个领域330多个项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系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

  全面从严治党是调控系统。党的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把党建设好,充分发挥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方向指引,防止在大的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关键在“治”,要害在“严”。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党的领导是“四个全面”之魂、战略中军帐之帅。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这些要求实际上强调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上都要“严”起来,即思想要严、教育要严、组织要严、标准要严、作风要严、执纪要严、惩治要严、制度要严,把“严”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并将其作为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全面从严治党标定了治党的路径,提出了“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要求。

  “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及其内容,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一个系统的原理,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观察大势,着眼大局,把握大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防止单打一,防止顾此失彼,防止孤军奋进,防止片面性、绝对化。关注每个“全面”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协同性。善于谋划、善于筹划,努力做到眼前和长远统筹,全局和局部配套,渐进和突破衔接,横向和纵向连线,上下和左右贯通。

  马克思主义强调,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四个全面”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们之间以及每一个“全面”要素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总起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在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地位,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支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实现,四者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之中。进一步具体来说,全面深化改革,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改革的本身也包含了法治建设和管党治党的内容。全面依法治国,既内含了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固化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容,也包含了依法治国和依规管党治党的内容。而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从严治党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重要的政治引领和思想保证、组织保证的作用,而三者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所以,同时它们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指引。“四个全面”有机联系、缺一不可,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尽管每一个“全面”讲的内容各不相同,分属不同的范围和领域,但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和辩证统一关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有机统一体。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原理,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辩证的观点,坚持两手抓,坚持辩证思维。既抓改革,又抓法治;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和其他文明建设;既抓经济工作,又抓思想政治工作;既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又抓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就要正确处理好一系列与推进“四个全面”有关的重要关系,比如,“四个全面”中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的关系,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党和法的关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领导干部带头和全党全社会参与的关系,反腐倡廉中治标和治本的关系,等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性质主要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在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里,主要矛盾是处在支配地位和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正确认识和把握规律,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联系,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四个全面”是全局和重点的有机统一。从“四个全面”的内容、功能、地位、作用看,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各国共同的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但是,“四个全面”不是简单的平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和运行机制。在“四个全面”中有战略目标,有战略举措,战略举措是为实现战略目标服务的。然而,“四个全面”又是一个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反过来,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四个全面”又是相互转化、互为因果的,又各自成为目标和手段。比如,当一定环境下,改革不突破成为阻碍发展的主要障碍时,寻求改革突破就成为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工作推进的重点。当一定环境下,法治不完善,不足以保护改革,固化发展成果时,加强法治建设就成为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必须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当一定环境下,党的建设问题凸显,影响党的威望和形象时,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就成为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必须狠抓的工作任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这条线索勾勒出了党治国理政的“路线图”和社会主义中国行进的未来前景。

  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从“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的内在要素看,也会发现它们的每个要素之间也不是完全处在等同和平列位置的,各自的系统中也有工作的着重点、侧重点。比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诸项目标中,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始终是整个目标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点目标,只有这个目标实现了,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对所有改革起着牵引作用。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既要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但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再比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党员领导干部对全社会起着“关键少数”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还比如,全面从严治党,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思想建设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组织建设要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作风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制度建设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反腐倡廉建设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全局和重点有机统一的原理,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牵住工作中的“牛鼻子”,抓重点,抓关节点,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敢于点穴位、疏经络,聚焦疑点,破除难点,发力重点,推出亮点。就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这样我们才能在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中,占“高屋建瓴”之势,得“势如破竹”之效,取繁荣昌盛之功。

  我们都知道,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曾反复出现在之前的党的文件里,但把它们都贯以“全面”二字,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它既是继往开来,又是战略性飞跃。中国的事情既难在开头,更难在善始善终,全面推进到底。过去我们说“进一步”“大力推进”,但一说“全面”,就成了不留死角和退路的庄严承诺。

  “四个全面”的具体内容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前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这四条都有,这次是加了个“全面”,变成一个体系。因此,“四个全面”是党的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是党治国理政的总纲。

  这“四个全面”,每一个都有一个逐步提出、日益明晰的过程。因而我们必须对其有一定的认识。

  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治国理政全局和根本,着眼于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长远,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学习和领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内涵,有必要从哲学角度来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四个全面”就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我们说“四个全面”是一个过程,不仅是因为它的提出和形成是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协调推进也将是一个过程。首先,我们看一看“四个全面”是怎样提出和形成的。其次,我们分析一下“四个全面”将如何协调推进。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全局和重点有机统一的原理,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牵住工作中的“牛鼻子”,抓重点,抓关节点,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敢于点穴位、疏经络,聚焦疑点,破除难点,发力重点,推出亮点。就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这样我们才能在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中,占“高屋建瓴”之势,得“势如破竹”之效,取繁荣昌盛之功。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整体,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统领。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一招、根本路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根本前提。必须把每一项战略举措放在“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中来把握,才能正确认识每一项举措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把提出的“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总要求贯穿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凝聚起更为强大的正能量、推动力。

  确立中国由大向强发展的总方略。由大向强,不仅是量的积累,更是质的飞跃。如何实现这“关键一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课题。由大向强可谓 “树大招风”,越是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越是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越大。同时,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要用几十年解决西方 在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还要解决自身特有的突出矛盾问题。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西化分化陷阱”等,这些都给党治国 理政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要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能更好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中国梦的统一,坚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以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确保发展风险有序可 控,以全面从严治党来强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四个全面”,是同志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在坚定中国自信、发展中国道路、优化中国模式、总结中国经验,带领人民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来的,既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又是实践创新的巨大飞跃。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立足治国理政全局,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问题意识谋划未来,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顶层设计、战略方向,充分体现了当代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

  自己结合对《对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孟进柱署名文章《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肩负起实践者推动者的责任》及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省州政法工作会议和省州检察长会议精神的学习,感触颇深。作为政法部门的一分子,要坚定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才能切实维护公平正义。谈谈个人的一些理解。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发展与公正原则的坚持与遵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精神富足,主要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全面深化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既有发展的内容,比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公正的内容,比如释放社会创造活力。全面依法治国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就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领导力量保证,又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政治保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生动实践,又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螺旋式前进的基本路径和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目标、动力、保障和领导方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成熟定型的问题;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在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任务、总布局和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路。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为了解决问题、坚定自信、明确方向,它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更加鲜明。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必须依靠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党的以来,我们党相继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不断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提高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但要想把这些主题活动的成效巩固下来、深化下去,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切实转化为党和政府的所作所为,还必须依靠制度机制和政策措施。对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重要抓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可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深化改革,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消除阻力、增添动力、激发活力。全面依法治国,为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制保障,可以对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予以惩治。全面从严治党,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指明正确方向、引领正确道路。

  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必须给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惠。只有让人民群众有想头、有盼头、有干头,才能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认同感、参与感、获得感,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的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步步临近,让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好处;全面深化改革举措的不断出台,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发生在身边的可喜变化;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让人民群众看到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未来希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拳出击,让人民群众看到了中国对自身建设要求之严格、惩戒之严厉、形象之重塑。可以说,人民群众从“四个全面”的不断推进中,感受到了一个奋发有为的政党、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换言之,“四个全面”已然成为人民群众认知评价党和政府工作的主要衡量标准。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风险的清醒判断,体现了我们党对工作重心的精准判断,也体现了我们党直面矛盾、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化解风险的勇气和智慧。从它的具体内容以及其中的逻辑关系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系统明确而具体,包含了许多量化的指标体系,体现了党对奋斗目标的责任担当;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动力系统牵涉面广,工作难度大,不确定性因素多,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体现了党对发展动力的责任担当;全面依法治国这一保障系统,建章立制的内容多,操作实施的环节多,体现了党对法治保障的责任担当;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操控系统,自我割舍难度极大,自加压力要求极高,需要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体现了党对自身素质与能力的责任担当。用“赶考”做比喻,如果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国面临的“大考”的话,那么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约相当于“中考”,而“四个全面”就是关乎“大考”与“中考”的四张试卷:“小康”卷,难点在于均衡,即区域、城乡、群体之间的均衡;“改革”卷,难点在于推进,推进需要涉险滩、啃硬骨头;“法治”卷,难点在于建制,更在于把法治改革的成果转化为鲜活的法治运行实践;“党建”卷,难点在于自我约束,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自我手术,其中的痛苦与坚毅是难以想象的。如此看来,“四个全面”不啻是中国给自己立下的奋斗誓言,其中包含着许多倒逼和自我要求的内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对民族的责任,昭示着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也体现了对人民的责任,昭示着我们党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还体现了对党的责任,昭示着我们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与中国梦这一美好愿景的激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梦的激励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仅是当下的奋斗目标,而且还是实现未来美好愿景的必要条件;全面深化改革不仅仅是倒逼出来的必然选择,而且还是为未来美好愿景奠定制度和治理基础的重要前提;全面依法治国不仅仅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条件,而且还是在公平正义的方向上实现未来美好愿景的根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仅是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必然举措,而且还是鼓舞激励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未来美好愿景的必备要件。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国梦的激励,我们党才能既务实深刻又超然洒脱地提出并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支撑。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高速行进的列车,那么,实现中国梦就是前行的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保障高速列车顺利前行的重要条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奔向中国梦征途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站点,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前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发展问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全面进步,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基础,又是最终实现中国梦的动力基础。全面依法治国,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治保障,又是最终实现中国梦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既贯穿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始终,又贯穿于实现中国梦的始终,是须臾不可离的政治保证。由此看来,能否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能否顺利实现中国梦的最重要的“中期考核验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方面都突出强调“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在覆盖的人群、地域、领域都是全面的,是没有“掉队者”的小康;全面深化改革,体现在坚持系统思维,充分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耦合性,进行统筹配合;全面依法治国,体现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从严治党,体现在治标和治本统筹兼顾、自律和他律双管齐下,提出一系列严格管理干部、完善制度法规的全方位、高标准管党治党举措。“四个全面”之间又有机联系、相互贯通,以全面小康凝聚力量,以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以依法治国规范秩序,以党的建设提供保证。四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战略统筹,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从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钉钉子”的精神深入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一张蓝图绘到底”,将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宏伟目标鼓舞人心,美好前景凝聚力量。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必将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作为一名检察官,要时刻牢记坚持党的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坚决同以同志为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立足本职,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做全面深化改革的促进者、践行者,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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